《人生切割术 第一季》
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：公司里有某条约定俗成的规则，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个规矩从何而来，甚至会在心里质疑规则的合理性，但回到现实，却还是本能地遵守。
我们生活在无穷无尽的规则和制度中，大部分时间只是习以为常地守规矩行事。事实上，遵守制度的过程中，个体常常会感到被压抑、被规训，或是心头冒出某种荒谬感：这些“狗屁”制度到底从何而来？被谁规定？
今天的文章，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秋子将精读卡夫卡的小说《在流放地》，进而分析制度如何塑造一个人。为什么遵守那些不合理的制度，已经内化成了许多人的本能？
讲述｜张秋子
01.
旁观者
卡夫卡在小说《在流放地》中展示的，是一种制度对个体的全方位压迫。这种制度，未必一定是某种官僚体系，它也可能是学校制度，文化制度等等，总之是各种被合法化的、被默认为“理所当然”的机制，而在卡夫卡笔下，人在和制度发生正面冲突时，输的几乎永远是人。
只要一个人生活在某种具体的制度里——不一定是所谓“体制内”，而是任何单位、任何组织、任何公司——当个体感到压抑、痛苦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逃脱的时候，多半会产生一种非常“卡夫卡式”的感受。
《在流放地》写成之前，卡夫卡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，都经历了不小的震荡。1914年6月，卡夫卡和女朋友菲利斯·鲍尔在柏林正式订婚，一个月后，鲍尔解除婚约。这件事对卡夫卡的打击非常大，读《在流放地》时，也会发现小说里关于审判、惩罚、羞辱的描述，都和这件事情存在某种内在关联。
另一个更大的震荡，是1914年8月1日，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。卡夫卡在写作这篇小说时，身上笼罩着非常明确的战争阴影。
从一开始，这篇小说就更像卡夫卡对他所身处的时代与制度，以及个人处境的一次毫不妥协的呈现。
《人生切割术 第二季》
故事发生在一处与世隔绝、实行封闭而陈旧制度的流放地。有一天，一位从欧洲来的旅行者，被当作“文明世界的见证人”，受到流放地的官员邀请，前来参观当地的一次行刑仪式。这位旅行者也并非官员，他只是个旁观者。
接待旅行者的是一位军官。在旅行者眼中，军官异常兴奋、郑重其事，因为他今天要执行的，是一种令他极为自豪的刑罚。
这一刑罚的核心，是一台复杂、庞大的机器，也就是专门用来处决犯人的装置，它由三部分组成：床、耙子和绘图器。军官本人对这台机器了如指掌，他滔滔不绝地向旅行者介绍起机器的构造和运作方式。据他说，这套处刑制度，是由一位已故的“前任指挥官”亲手制定并执行的，那是一个被军官本人无限崇敬的人物，在那位指挥官统治时期，刑罚公开进行，群众围观的时候也秩序井然。
眼下即将被处死的，是一个普通士兵。这名士兵被控的罪名非常简单：他在夜间值勤时睡着了，没有按规定向上级敬礼。在一番追问下，旅行者发现，士兵对自己的罪行并不清楚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审判的过程，因为在这里，被告从来都不会被正式告知罪名，更没有辩护或申诉的机会，只是被直接带到刑场处死。对此军官解释说，这正是流放地制度的精妙之处：无需审判，因为罪责是显而易见的。
在行刑过程中，首先，犯人会被绑在床上，床上方是耙子和绘图器，耙子上布满锋利的针。机器启动后，耙子会在长达十二小时的时间里，将犯人所犯的罪名一笔一画地刻进他的身体。到了行刑的第六个小时左右，犯人会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，最终在“领悟”了自己罪行的时刻死去。
此时士兵已被绑在机器上，嘴里塞着一块布，但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只是茫然地看着周围。旅行者则在一旁沉默地听着军官的讲解，对这套机器不置可否。
在察觉到旅行者的迟疑后，军官更加卖力地为制度辩护，他反复强调这种刑罚多么公正、优雅和有教育意义，并暗示，如果没有外来人的干涉，这种制度本应继续存在下去，而旅行者可能就是这个来自外部的、施加干涉的人。然后军官干脆亲自上阵，脱光衣服，自己代替犯人躺在机器上进行示范，从机器上下来的犯人，不但没有走开，反倒又开始向旅行者介绍起来。
最终，意外出现，在机器运行的过程中，军官的身体突然被失控的机器暴力地戳得千疮百孔，其中一根铁刺，还穿透了他的额头。
在故事的最后，军官死去，旅行者离开刑场，并在犯人的带领下，参观老司令官的坟墓，接着离开。
这个故事通过旅行者展开，但旅行者在小说里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。表面上，他持有来自官方的推荐信，似乎可以对整个刑罚体系产生影响，甚至有可能让制度中断。但实际上，他对整个事件没有进行过任何干预，完全就是旁观者，他不发表意见，也不推动剧情，任由军官发表大段独白，读完小说之后甚至会疑惑：他面对这些恐怖的刑罚，怎么会完全无动于衷？
《波斯语课》
旅行者的冷漠本身，进一步放大了故事带来的压迫感。这套制度的残酷，不仅体现在军官的残暴上，也不仅体现在犯人的顺从上，这种来自旁观者的漠视，实际上，也是制度运作中的一部分。
卡夫卡的高明之处就在于，他没有把制度描写成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猛兽，相比之下，每个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。在他看来，制度是一种多方共同维系的压迫体系——受害者、执行者、旁观者，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。
制度的压迫，从来不是靠一个冷酷的执行者就能带来的，它同样依赖于被压迫者的配合，以及旁观者的沉默。这就是《在流放地》里，由冷漠的叙事视角带来的效果。
再来看看卡夫卡在空间上的设计。《在流放地》中的空间，从一开始就极为静态，整个故事基本都发生在了处决现场，尽管小说结尾确实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别的地方，但那都更像是背景里的残影，而不是一个真正被展开的空间。《在流放地》中的空间是静止的，是封闭的，就好像困在一个孤岛上，不可能划着船离开一样。
《在流放地》在空间布局上还有个细节：行刑机器的运作方式，是从上往下垂直地刺入人的身体。这种运动方向本身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权力的运行逻辑——上位者发号施令，力量一层层向下传递，最终直接作用在下面人的肉身之上。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垂直的空间结构，把“权力从上向下压迫”的状态具体化、可视化在读者面前。
02.
三种制度性压迫
整个故事的叙事几乎完全围绕着杀人工具展开。在卡夫卡笔下，这台刑具被反复、冷静地拆解为三个部分：最下面是“床”，用来固定被判决者的身体；最上面是绘图仪，负责控制和指挥整个运作；中间上下移动的是“耙”，它的针头像耙齿一样排列，沿着既定轨迹来回运行。三者通过金属立柱和钢索连接，结构庞大而精密，在强烈的阳光下运转着。
这个奇怪的行刑工具，实际上展示了三种社会中最常见的制度性压迫：官僚制度、文化制度，还有婚姻制度。
第一种，官僚制度。《在流放地》里所呈现的官僚制度，正是以一种把暴力当作最终形态的压迫来呈现的。
小说里有一套非常森严的等级结构：最顶端是老司令官，其次是新司令官。其中，整套行刑制度和司法机制都是老司令官一手设计的。虽然后来人们曾经隐约表达过，想要对这一制度做一定的干预，但由于老司令官的权威实在太大，所以这套制度依然在被完整地执行。于是，这件庞大、精密的行刑机器，成为了一个老司令官权威的象征，被保留下来，并继续使用。
《波斯语课》
相比之下，更可怕的，则是老司令官的下属对这套制度的回应。军官对制度绝对忠诚，而犯人对军官、对惩罚，也同样极端服从。小说里有一个非常震撼的细节：旅行者参观行刑机器的时候，犯人居然也被“邀请”一起参观。这个人是在参观一台稍后即将处死自己的机器，可他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、不安的情绪，他完全在一种麻木、无感的顺从状态中继续参观杀人机器。
这种极端的顺从，还体现在官僚队伍中一种非常明确的“继承性”上。军官曾在小说里反复强调，自己是“唯一支持这份遗产的人”，后来，他为了证明自己对老司令官的忠诚，甚至亲自躺上了机器“以身殉法”。这种主动的、绝对的服从，正是官僚体系里非常典型的一种状态：命令不需要解释，只需要执行，甚至内化为自愿。
卡夫卡特别擅长写这种自上而下的压迫，以及人们又是如何自动接受暴力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常常身处各种制度、组织之中，并且被要求执行一些“不得不做”的事情，但是，我们似乎很少会把这些被要求做的事，理解成某种暴力，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是成文的、程序化的、理性的。而卡夫卡要做的事情，正是把这种抽象的、被遮蔽的强制性，直接翻译成一种有触感的暴力，让人无法忽视。
在某些体制内，领导开会批评人往往不点名，只会说“极个别人”。表面上是匿名的，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指的是谁。这种批评，尽管看起来很温和，却依然会让人不舒服，卡夫卡在这篇小说里将这种不舒服的、侮辱性的感觉放大到极限，从日常中那种“话语的暗示”，变成直接作用在个体肉身上的惩罚，毕竟，暴力永远是最直接、也最容易在阅读中制造生理实感的手段。
卡夫卡在这篇小说里如此塑造官僚制度下的暴力，并不是为了猎奇，而是想把制度本身的强制性、压迫性，直接还原为某种对身体的折磨。在小说里，它不再是文质彬彬的文件、条文、命令，而是痛感，是血肉模糊，是那台巨大刑具带来的，个体无法逃避的身体经验。
卡夫卡在用这种方式逼着读者直面，那些看起来高度理性、程序化的制度，最终作用到人身上时，其本质就是暴力。
《在流放地》中体现的第二种制度性压迫，来自于文化。
在床、耙子、绘图器这三部分中，耙子是可以用来“写字”的——它会出墨水，并在人的身体上刺字，而它所刺的，就正是犯人的罪名。在刺字的过程中，犯人会逐渐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名，最后，在犯人终于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的同时，犯人也会死去。
这个设定意味着，认识与死亡，被压缩成了同一个瞬间。而这件刑具中，直接让犯人知晓罪名的耙，其实就是某种文化制度所造成的压迫最直观的体现。
《波斯语课》
耙本身是一种农业用具，是用来翻松土壤、清除杂草，如果一块土地是板结的，就要用钉耙把它翻松，这样才能继续耕作。耙在“梳理”土地的同时，实际上也在“驯服”土地。也正因为这种工具有着锋利的尖端，所以它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被暴力化，甚至变成一种武器，比如《西游记》里，猪八戒就是以一副九齿钉钯来击退妖魔。
从德语词源上看——因为卡夫卡是以德语写作的——情况会更加耐人寻味。德语里的“文化”这个词，本身是一个外来词，来自法语，这个法语词，又可以追溯到拉丁语中表示“耕作土地”的一个词。
在德语中，“文化”这个词，在最初的意义上，本来就和翻土、改造土地有关，本身就意味着是用尖锐的农具翻松土地。在小说《在流放地》里，以耙作为一个改造土地、改造人、施加暴力的工具，再准确不过。
似乎真的可以把小说里那个杀人机器上的耙当作一种农具，只不过它翻动的不是土地，而是人的肉身。它以文化的方式，把人们应该遵守的东西，留在人的思维中、意识中，甚至行为规范之中。
小说在暗示读者，在现代社会里，作为个体，人们从小所接受的这套文化、教育，本身就具有暴力性的。它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、头脑里留下某种痕迹，就像钉耙在大地上留下了纹路一样。
这种文化所带来的、具有暴力性的痕迹，最容易在哪里被获得？答案其实非常明确——学校。可以说，学校是文化暴力最集中、也最日常化展开的场所。大家总是说上学是为了学习知识、接受教育，但事实上，这套说法本身就暗含着一种驯化过程：意识、感受、语言和行为，是在学校被一种更坚硬、更制度化的东西慢慢塑形。服从，往往就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个体内化的。
在卡夫卡的这则短篇里，正是因为这个机器所代表的，是一种以学校为主要机构，在文化制度上所产生的压迫感，那么它所惩罚的，就注定不会是某种严重的罪行，而是一种不听话、不顺从的态度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卡夫卡会将小说中犯人的罪行，设定为是“没有足够尊重自己的长官”，这也是为什么，旅行者会在一开始震惊于，这个人到底做错了什么，居然要被这样处决？
这个被判决的人，真的没有犯下大错。他平常的职责，就是每到整点钟声响起时，起身到上尉门口去敬礼。这是一种纯粹的、象征性的服从动作，他就算没做到，也根本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。
现在他之所以要被处死，只是因为有一次他睡着了，没有及时起来敬礼，于是就被认定为不尊重长官，最后直接被打成犯人。更荒谬的是，这台行刑机器要在犯人背上用“耙”写下的，正是他的罪名——“要尊敬你的长官”。也就是说，这套制度其实是在通过惩罚本身，来强行“教会”犯人什么叫做服从，并让犯人在死去的那一刻，真正“理解”自己的罪，就是在于不服从。
《德语课》
在卡夫卡的世界里，这是一种极其恐怖的逻辑：面对制度，你必须服从，而且这种服从不是可商量的。一旦不服从，哪怕只是一个极小的偏差，制度就会立刻转化为赤裸裸的暴力，直接把你碾碎。
小说里还暗示了另一种更加隐晦的制度所造成的暴力，这种制度正是婚姻制度。
当旅行者和军官在观看行刑时，军官曾明确提出过一个原则，那就是“罪责无可置疑”。这条原则是指在流放地，人们不会问罪名到底是什么，犯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罪，对犯人来说，直到死亡的那一刻，罪名才会被耙显现出来。
乍一听，这种“不知罪名”的情形似乎非常恐怖、荒谬，也很莫名其妙，但是仔细一想，这种不知道，有时候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无知，而是真的不理解自己哪里做错了。
当一个人的父母不停地逼着，甚至以死相逼，说你必须去结婚的时候，很多人也会展现出一种不理解，只是这种不理解，在父母那里就变成了你有罪。
卡夫卡把这种“不理解”，包装成了一种“未知的罪”，而这，其实正好呼应了卡夫卡自己在婚姻、情感上的困境。当时的他正经历着自己对婚姻和承诺的不理解、无法接受，但是与此同时，他又要被迫面对变得制度化的规则与期待。
还有一个细节，恰恰能印证小说中这种惩罚和暴力，可能与婚姻制度有关——那就是床。卡夫卡在小说里反复提到这个刑具的最下层叫“床”，它其实应该只是一个平台。“床”比“平台”多了一层私密的、性暗示的意味。事实上，卡夫卡直到三十多岁，每次看到父母的床被女仆铺得整整齐齐时，都会觉得恶心——那让他联想到男女关系。他一直把性欲理解成一种昆虫才有的疾病，所以他才会觉得，自己身上居然有这种欲望，真是污秽、肮脏。
小说里，床不仅是刑具里的一个平台，它也承载着婚姻制度、性关系和个人心理冲突的象征意义，床让身体和欲望成为被规训的对象，同时也把社会和文化中的制度暴力，内化为一种个人的体验。
这三组制度性的压迫，每时每刻都在和每一个个体打交道，比如说官僚制度还有文化制度，只要进入学校，接受所谓的教化，可能都会面对它的压迫。再比如说亲密关系里，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是婚姻关系，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也许也会有一些不成文的，但是惯例化的东西，在压迫着我们，要求着我们做很多的事。
当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，也许，我们的处境就和那个躺在被行刑的“床”上、嘴里塞着一块毡球并感觉到恶心的人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，而在小说中，所有的压迫，它实际上都是与刑具这个核心的意象有所关联。
03.
配合者
在卡夫卡笔下，几乎找不到那种完全无辜的完美受害者。很多时候，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，是自己命运的协作者，甚至旁观者。卡夫卡小说中的这种复杂境遇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就表现为一种“主动配合”。
《德语课》
很多机构现在都会搞“自我评估”、“年度总结”、“思想汇报”之类的东西，表面上是让你“表达自己”、“反思成长”。但很多人在写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很清楚哪些话是安全的，哪些话是不能写的。
很多人会提前替制度做筛选，把真正的犹豫、不满，或者吐槽和抵触的话删掉，只留下“合格的”、“正确的”、“无伤大雅”版本。而且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想，就算写了真话，也没有人看，我干嘛还要写？很多人提前学会自我审查，并且主动配合得非常熟练。
回到《在流放地》，卡夫卡描写的，正是个体在制度面前“主动配合”的状态。那个犯人没有反抗，也没有质疑，甚至跟着军官一起“参观”那台即将杀死自己的机器。他不是不知道危险，而是已经接受了：这套规则本来就该如此。另外，军官居然也会愿意以身试刑。这种接受本身，实际上就是制度得以运转的关键。
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个体的“主动配合”？其中有几层复杂的原因。
第一层原因是规则制定者的强势，或者说——他们被塑造成“看起来就很恐怖”的存在。
小说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，旅行家临走前注意到，岛上所有人住的房子都又低又矮、破破烂烂，大家去的茶馆也一样，只有司令官住在一座宫殿式的建筑里。卡夫卡在创作中在反复通过空间、建筑、仪式和象征，强化权威的不可侵犯性。
个体不是被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压住的，而是先在视觉和心理上就被制度压住了，已经默认“只能服从”。更微妙的是，真正处在权力顶端的人，永远不露面。老司令官已经死了，但他依然“在场”——活在军官的叙述里，活在制度的惯性里。这正是卡夫卡对官僚体系最高权威的经典描写：匿名、不可见、不可追溯。
正是这种不可见性，反而放大了权威的力量——因为无法对话，也就无法反驳。
造成“主动配合”的第二个原因，是个体的“驯顺”，这也是卡夫卡更为强调的。
《在流放地》的开头，卡夫卡曾经形容那个犯人“像一条驯顺的狗”。这是一种对被彻底剥夺反抗能力、甚至反抗意识的状态的精准描绘。后来，当他因为呕吐把机器弄脏，被军官呵斥时，他也只是低下头，恢复平静，一点都没有反抗和委屈的意思，可见这已经是一种被内化了的、对规则的顺从。
与此同时，面对制度的压迫，那位军官也是一个服从者。于是，他为了证明自己对这套制度的忠诚，亲自躺上行刑台。
《反人类暴行》
造成个体“主动配合”的第三个原因，与“旁观者”密不可分。旅行者的“在场却不介入”，其实构成了一种纵容。卡夫卡在这里抛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：袖手旁观，究竟算不算一种罪？
在小说里，他没有用“报应”来警告大家不要袖手旁观，也没有抛出那种“雪花终将落到你头上”的道德威胁。相反，他非常冷峻地，把旅行者“袖手旁观”的行为，从道德问题中抽离出来。
在卡夫卡这里，旁观更像是一种制度之下的状态，选择成为旁观者，并不等于“你这个人品行不够好”，而是只要身处这套制度之中，几乎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塑造成一个旁观者，旁观不是因为你坏、你愚蠢、你傲慢，而是因为制度本身就在鼓励你保持距离、保持中立、保持“无关”。于是，在这样的结构里，旁观不是例外，而是常态。
我自己刚刚工作的时候，有次参加一个小型的、不同学校之间的教研会。在会上，当时和我一个教研室的、一位比较年纪大的老师，让我去给大家端茶倒水。我直接去做了，但是现在想来，因为我是一个女性，而且是新来的，所以我就应该承担这个任务吗？关键是，其他在座的人也根本没有表达过任何反对。所以现在我会有一个意识，那就是，在任何场合，我都自己给自己倒水，我不要别人来倒水，也不会指使别人来倒水。
通过这三种角色的分析，能看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判断：卡夫卡彻底颠覆了那种对“人被制度压迫”的简单理解。在他的作品里，压迫从来不是单向的结果，而是一套可以被顺利运转的结构。
任何一种具有压迫性的制度——不管是婚姻的、文化的，还是官僚体系里的——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，靠的从来不只是“上面”的强势。那种顶层的压迫，很多时候甚至只是被不断想象、不断放大的结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还需要下面的人主动配合，需要旁观者的持续不作为。三者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三角结构，少了任何一角，这套机制都转不下去。
绝大多数时候，你我都不可能是那个位于顶层的人，更多是在“配合者”和“旁观者”之间来回切换，甚至在不自知的情况下，同时扮演着这两个角色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卡夫卡呈现出的世界显得格外冷峻，他没有控诉、没有煽情，也没有给出道德评判，而是用一种客观的方式，把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摊开来。他几乎是在逼着读者第一次真正去思考：人在制度之中，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出来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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